年至1864年间旗昌股东代表大会，有九名代表是中国股东，其中最大的股东是旗昌总买办陈竹坪，另一名大股东是著名的丝商顾春池，旗昌的附属机构金利源仓栈的主要资金就是顾春池提供的。李鸿章认为把这些社会资金吸引过来，就可以解决创办新式企业所需的资金来源。他说：“若由宫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商局。”(《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第32页。)。”于是“官督商办”形式的企业，就作为李鸿章“归并”私人资本的一种手段而产生。这些买办和买办商人随着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成熟，怀抱着独立投资、追求更大利润的欲望，寄希望于“官督商办”企业。唐廷枢和徐润投资于轮船招商局时，他们估计，以五十万两的投资，依靠“官为扶持，”摆脱各种封建阻力，用四条轮船在长江和沿海行驶运输，只消三个月，至少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红利。优厚的利润促使他们把附股洋行的股金转移到“官督商办”企业。
当李鸿章提倡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时候，曾经宣称：“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40页；奏稿，卷二十，第33页。)这对于有着投资欲望的买办和商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郑观应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第19页。)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希望“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当时把闲散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存在着两条出路：一条是依靠外国侵略势力，或附股于洋行，或在香港注册，或聘外商做经理挂“中外合办”招牌，以绕过封建势力的阻碍；另一条是依靠洋务派官僚集团，并从官府取得免税和专利等待遇，以利于在市场上与外国商品竞争。原先一个买办商人彭汝琮建议李鸿章创办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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