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力主对外妥协投降。对他们来说，其所表白的抵御外国侵略云云，的确是虚伪的。但对左宗棠等洋务派中的爱国者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左宗棠1866年在奏请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就明确表示，他之所以造船办海军，主要就是用来对付外国侵略的。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造轮船不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第9页。)联系他以后的表现，如力主收复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中法战争时极力主战，并亲临前线视师等等，完全可以断定，他当年的初衷是真诚的，决非虚伪可言。既然如此，那么又怎么可以说所有洋务派办海军都只是为了镇压人民，而丝毫没有抵御外国侵略的动机呢？
另一方面，说洋务派办海军目的仅是为了抵御外部侵略，与镇压农民反抗无关，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洋务派办海军同其办*工业与新式陆军一样，最初也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面对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国内人民起义，清统治阶级中早就有一部分官员主张购买或雇租轮船进行镇压。如官吏宋晋就曾于1856年献策清廷，上《请饬护送海运轮船入江剿贼疏》，主张雇租轮船屠杀太平军。他说：“火轮船转动迅速，炮械坚利，水面攻剿，较之红单船尤为迅猛，是以盗踪均望而畏避。”(《洋务运动》第2册，第219页。)
大刽子手曾国藩也不例外。刚跨入19世纪60年代，他就杀气腾腾地奏陈用轮船围剿太平军的方案。1860年6月，他上书清廷提出，要攻取太平天国的苏州、常州、金陵，非有三支配备轮船的水师，不能得手，并设谋由江北自行造船，以便就近攻取太平天国心脏金陵。后来，即1861年8月23日，他又附丽恭亲王奕䜣买船之说，提出先买后造。他说：“（轮船）购成之后，募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员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洋务运动》第2册，第225页。)1863年，曾国藩还发出过类似的论调，“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可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洋务运动》第2册，第244页。)
曾国藩虽然在提出“剿发逆”的同时，也提出了“勤远略”的问题，但当时他显然是把前者作为重点的。他把太平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拔除不可。他声称：“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洋务运动》第2册，第225页。)可见，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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