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之实。洋务派为加强本派系势力而办海军,不仅表现在经办自己的海军和海防时很少顾及其他海军和海防建设上,更表现在对外战争中,他们各自拥兵自重,互不相救。中法战争时,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各据一方,清政府调南北洋水师增援福建,李鸿章、曾国荃先是找借口拒不发兵,既出又徘徊不前。由于“援闽之师久而不出,出则迟回观望,畏葸不前,使法人得窥其微,截商阻漕”(《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13页。)。并非偶然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南洋诸水师亦袖手旁观,颇有点幸灾乐祸地坐观李鸿章北洋海军的毁灭……,凡此种种,都无不暴露出洋务派办海军以自固的自私动机。
正是为了这样两个目的,所以无论国内国外,不管是谁危及了清朝封建统治或其本派势力,洋务派就都会设法对付。当国内革命人民把雪亮的钢刀搁在封建统治者脖子上,极大地威胁到清王朝及其本身命运的时刻,所有洋务派就都会毫无例外地力主镇压,即使倾其所有武力也在所不惜。当着外国侵略者步步紧逼,要把中国加以瓜分和吞并的时候,洋务派们也都会想方设法进行对付,只是不同的人对付的方法不同。这时,洋务派中的忠君爱国者们会同人民一道,奋勇抵抗外国侵略,无论陆战、海战,都可能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而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虽然大都忠君,但却不爱国。面对外国侵略,为了保住清朝“儿皇帝”的宝座和他们本派势力,有时也会同外国侵略者发生讨价还价式的抗争;抗争不成,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们又会向侵略者妥协,甚至无耻地出卖国家与民族权益。
完全可以说,洋务派办海军,同他们倡导的整个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欺骗与镇压,对外国侵略者的妥协与斗争,都是在权衡清朝统治及其本派势力的利益得失之后而采取的。当着他们为既定目标而动用陆海军血腥镇压人民反抗的时候,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显然是反动的。当着国家遭受侵略,他们中有的人奋起反抗,虽然带有“忠君”色彩,属于封建爱国主义,但在当时却是进步的,对此我们不应一笔抹煞。至于说到李鸿章之流,他们为了既定目标常常对外妥协投降,甚至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对此我们不应视而不见,更不应把他们美化成为抵御外国侵略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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