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当时购买和制造轮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剿贼”，即消灭革命的太平军。他真不愧是执行“防民甚于防寇”反动方针的奕山的忠实继承者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卖国方针的蒋介石的先驱！
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洋务派奕䜣等办海军的动机，最初也同样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他与曾国藩几乎同时狂叫火速购买轮船，以便达到“灭贼为志”(《洋务运动》第2册，第222页。)的险恶目的。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的1863年，奕䜣还一再告诫下属说：“此项轮船现在自以先剿金陵等处发逆为要。”(《洋务运动》第2册，第250页。)
到了七八十年代，情况有所变化。这时中国边疆普遍发生危机，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入侵中国，它们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面对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洋务派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忠君爱国者力主抵抗，并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包括那些忠君爱国者所办海军也没有放弃镇压国内人民的职能。如1878年台湾后山加礼人民起义，1889年台湾吕家望人民起义等等，就都是由洋务派所办海军镇压下去的。而且参予镇压这些起义的人员中，有一些就是后来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英勇抗敌、甚至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清史稿》卷136，兵志七，第4038页；《清末海军史料》（上）第353、55、371页。)。1981年，在平息长江两岸人民所掀起的如火如荼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洋务派所办海军也起了恶劣作用。正象清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所说：“此次各处滋闹教堂，沿江一带幸有各兵轮分防弹压，并将赴北洋会操之六船调回，分驻吴淞、上海等处以助声威，中外民心赖以安定。”(《清末海军史料》（上）第82页。)此外，在清代史籍中还有不少有关清末海军缉捕和屠杀“海盗”的记载。其实，在这些所谓的“海盗”中，有许多并非是真正的海盗，他们有的是沿海起义人民，有的是在陆上起义失败后逃到海上的义军。
综上所述可知，说洋务派办海军只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显然不对；但是同样，如果认为洋务派办海军“完全是为了抵抗外国侵略”，与镇压国内人民无关，也显然不对。愚见以为，对洋务派办海军的动机，比较全面、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首先是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其次是为了维护并扩充其本派系势力。关于为了维护和扩充其本派系势力的问题，就连洋务派中的忠君爱国者们也难免，这是封建腐朽性在洋务派身上的必然反映。至于李鸿章之流，表现得就更为突出。他从筹办海军之始就具有借“御侮”之名，而行扩张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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