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不是传统的方法就不再有用了呢？也不是。传统的归纳法和简单的线性因果研究法不但过去有用，现在和将来也都有用。所谓方法过时的提法，只是在思维方式陈旧的层次上，才是有意义的。反过来说，新方法的运用也只有在研究者接受了新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才会有效。否则，就只会是新瓶装旧酒，徒然地用新名词装点门面，于实际的研究工作则毫无助益。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24页。）。这种改变中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具体的方法，只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有待于研究者的努力，并无什么限制性的规定。因此，笔者既不打算也不可能开列一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清单。笼统地说，近代史的研究在进行传统的经济史、*史、思想史的分类研究的同时，应当积极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并且在研究手段方面，广泛地引进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学等学科的方法，创构一批边缘学科，从而构筑一个多层次的历史研究架构。事实上，在近代经济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在致力于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一些新课题的出现和新方法的运用，也愈来愈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近代史研究正在逐渐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确实，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为哲学革命和*革命，而且也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在人们意识形态的最深处悄悄进行着。为了适应西方文明崛起后形成的新的世界格局，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运动。就社会结构而言，从各级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到一个个偏僻村落的家族制度，从近代都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到都市中居民阶层的组成及其与农村的关系，等等，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运动。就社会意识而言，从近代哲学革命，到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转变，再到普遍社会心理氛围的更新、民族性格的某些潜在的变化倾向，也是一个多层次的运动。近代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传统社会文化的一次整体性的重构运动。研究者只有透过表象，进入深层结构中去，并且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整个结构运动的背景之下，才能比较真切地把握近代社会变迁的性质。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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