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抓住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想法，确曾推动过这方面的研究，帮助人们加深对近代历史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近代史研究和洋务运动史研究长期纠缠于某几个问题，研究领域狭隘，研究层次难以深入，又不能不说是受制于这种抓主线的想法。近代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风云动荡之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致于很难用某一条基本线索概括尽净。多年来，关于近代史主要线索和洋务运动评价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其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角度着眼，对于近代历史的基本认识就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两个过程”论者主要从阶级斗争的*意义着眼，将重点放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上。从这条线索来看洋务运动，就会强调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对洋务运动作出基本否定的评价。“二个阶段、三次高涨”论者主要以世界范围的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强调指出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如何制约着阶级斗争和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洋务运动，就会发现洋务运动虽然带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却由于其*上的反动，由于其浓厚的封建性和日益屈从于西方殖民主义，致使洋务运动不能成功，应当从整体上加以否定。而另一部分论者，则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着眼，主张以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以这个标准来取舍，自然就会强调洋务运动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的重大意义，将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的开端列入进步运动的行列。显然，几种看法都自有其成立的理由，都反映了一部分历史实际。这些侧重点不同的研究，可以产生互补的效果，对于把握历史的总体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如果将某一侧重点认定是近代中国历史唯一重要的发展主线，而将近代历史的其它方面都只看作某一条主线的附庸或陪衬，就不啻是挂一漏万，得不偿失了。有的论者苦于这种分歧和争论，提出是否能够统一评价的标准，从而使纷争得到解决。这种想法，使得一些研究者徒劳无益地去寻求一种本来并不存在的标准答案，愈来愈深地卷入纷争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近代史研究中其它一些值得注意的领域。

　　事实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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