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种思维方式去考察历史，就会注意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在许多关头都面临着不止一种可能性，某一特定历史之形成，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唯一的过程，而是一系列选择的概然性结果。正是由于这种概然性，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创构出无限丰富的、各具特色的民族史、地方史等等。这一发现使二十世纪的史学家认识到，描绘少数几条必然性发展线索，远远不能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内容。每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其独特的地方，这种独特的规定性并不仅仅是由于发展阶段的先进与落后带来的差别，而是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它具有其本身的价值而不应为人类发展的共性所抹煞，更不应被视作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的附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中心论受到西方史学界的自我批判；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在酝酿，新学科开始出现。

　　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人们就已深感传统历史学的贫乏而尝试着各种突破。在史学界内部，分化出了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在史学界以外，产生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新兴学科。但是，直到二十世纪，随着思维方式的改变和新的研究手段的发现，所有这些努力才汇聚成一股研究民族文化、土著文化和社会史的潮流。

　　二十世纪的哲学思维亦在方法论意义上取得新的突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兴起，使人们突破了传统归纳法和线性因果思维的方法而注意到事物的多维性质和建构主义特征。信息社会的悄悄到来，也使身在其中的人们不知不觉中更多地采用了扩散型、横向型的思维。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中，在现代科学方法的启发下，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一群新的边缘学科的兴起，各种新的方法的运用，大大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手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类对自己的认识。

　　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新进展，可以说是在二个层次上摆脱了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在宏观方面，出现了文明或文化圈的观念，用以取代线型的发展模式；在微观方面，对某个特定的文化，不再满足于描绘一条简单的发展线索，而是力图重建它的社会文化结构，注重剖析它的深层结构，立体地把握它独特的内涵。这种动向值得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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