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甚远的学术派别。一些研究者，如李时岳、胡滨等同志，主张把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相提并论，列入中国近代进步运动的行列中。概览这一派的意见，主要是不满意于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贬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错误倾向。他们强调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步，尽管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发动的，但它是封建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的第一步，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方向，因此是一个进步的运动，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起，组成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的三个阶梯。针对上述观点，以姜铎等同志为代表的另一批研究者则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确实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较多的却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和压抑；对帝国主义虽然也有矛盾和抵制，但主要倾向是妥协和屈服。他们强调，洋务运动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产物，是作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运动，它在客观上产生的一些进步作用既抵消不了它的反动作用，也不能改变其反动的本质。在这两种不同观点激烈争论的同时，夏东元等同志提出的比较稳健的观点自成一派。他们认为，洋务运动延续时间近四十年，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情况不断地变化，不能一概而论。洋务运动在其早期和中期，带动、保护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到了后期，封建主义超经济的强制就愈益严重地压制和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在指出洋务运动因其*上的反动性而不能纳入进步运动行列的同时，比较强调它前期在经济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进步作用，认为正如不能以动机否定效果一样，也不应该因为*上的反动性质低估了洋务运动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进步意义。
总之，这场争论的实质内容，仍然集中在二十几年来的老问题上，即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起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它是延缓还是加速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它的性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归根结底，洋务运动究竟属于近代中国反动运动的发展路线，还是属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进步运动的发展路线。这样，一场评价洋务运动的论争又直接导出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辩论。
早在五十年代，史学界就热烈地讨论过关于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当时虽未直接就近代史发展线索展开讨论，但实际上，分期和线索只是一个一而二的问题。到了1984年，在关于洋务运动的论争中，《历史研究》杂志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李时岳首先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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