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政府。随后推行富国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大力发展经和教育事业,并利用邻国积贫,西方列强忙内部事务的时机,乘隙自强。在短短的几十中,国力上升,不仅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发展成为亚洲唯一资本主义强国,东方的江洋大盗。明治维新的这段历史是很值得我们深长以之的。
英国和法国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有迅速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以致落伍的另类型国家。英国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居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迅速调整经济结构不思进取,结果工业霸权地位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法国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贪污舞层出不穷,消费品和奢侈品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两个国家都大输出资本,成为“殖民帝国主义”和“高利贷帝国主义”,在新的一轮世界竞争中,迅速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所超过。资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无法抗拒的。
机遇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共享性19世纪60—90年代,历史同样给中国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一次好的机遇。
从国际环境看,当时世界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先后完成第一次产业命,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顺利进行。各国忙于内部事务。或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加上当时世界领土还未分割完毕,列强为分尚未被分割的领土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法在非洲的角逐;英俄在亚洲的争夺;俄奥巴尔干地区的冲突;美国力图排挤老牌殖民家的势力,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后院。而普法战争以后,法德的对峙,英德矛盾上升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日益激化,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样,在甲午战争之前,在资本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领土斗争的转折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短暂的时间空隙,给洋派的“自强新政”提供了机遇。
从国内环境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同心,满汉地主合流,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挽救了清政府的封统治,出现了所谓“削平伪,绥靖边陲,伟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陈:《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刻本的自叙。)的“同治中兴的局面。尽管这种“中兴”是“可怜而又可耻的”,但从中国近代历史看,应该说这个时期国内较少重大震荡的“相对稳定时期”。另方面,此时中国已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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