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洋务派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 |
 |
时间：2007-3-9 17:46:37 来源：不详
|
|
|
“致治保邦”之“本”。（参见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因此，向西方学习也就仅限于坚船利炮和某些先进技艺，而根本不敢触及儒家的传统原则和封建的社会*制度。他们既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也很少到国外看看，更缺乏明治维新的元勋们出国考察“寻师问道”的精神，近不知中国国情，远不查欧美之实，长期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孤傲自大的恶习未除。因而对世界巨变缺乏感性认识。李鸿章直到1896年年届73岁，才第一次踏上访问欧美五国的旅程。回国后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即为欧洲政教，本大臣耳熟能详，徒以道阻且修，心领而未由目击；今则见所见而去，尤胜闻所闻而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267页。）虽感叹良多，但为时已晚矣！特别是对教育改革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后遗症是很大的。洋务运动时期虽然也办了十多所影响较大的洋务学堂，大体上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外国语（兼习西学）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二是军事技术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三是水师、武备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也派了一批留学生出国学习。这对当时风气未开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创举。但是，如果人们把洋务教育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作一个比较，就不难看出，洋务派并没有在普及教育、中等学校教育和高等学校教育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兴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大多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以时文章句取士、弊病丛生的科举制度直到20世纪初年才废除。而且在人才的使用上也有不少失误。时人指出：“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华后皆散处无事，饥寒交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我才弃之彼用。”（《光绪朝东华录》（4）第3823—3824页。）和伊滕博文同为留英学生的严复也说：“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于此。”（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诗话》（上）第21页。）与不能任用德才兼备人才的同时，洋务派却又任人唯亲，“昔共患难，今共功名”，而不问其才之可用与否。这里固然与晚清政府的*体制有关系，但与洋务派未能充分认识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才是近代化建设之本也是紧密相关的。正是由于洋务派对教育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以致人才不能辈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