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洋务派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最可以同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相比较的是19世纪60－90年代的日本，而与洋务派可比性最大的则是日本西南诸藩掌握藩政的改革派中下级武士。他们在同样的历史机遇面前，由于对机遇的识别、把握和对策不同，以致造成同处相似的历史机遇，而得到的是迥然相异的历史结局。

　　首先是对封建政权的立场不同。明治维新前夕，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已日趋腐朽没落，而且在“开港”以后买办化倾向加速。如何对待这样一个腐朽卖国的反动政府？以萨摩、长州藩为首的西南诸藩掌握藩政的中下级改革派武士，在民族危机面前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改革现状，才能使日本摆脱民族危机，避免重蹈中国封建王朝的覆辙，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才有希望。于是以长州藩改革派武士高杉晋作为首，首先组织“奇兵队”，随后各藩纷纷响应，组织“诸队”（即各种武装部队），开展“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经过和德川幕府的反复较量，终于在1868－1869年的戊辰国内战争中，推翻了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建立了明治政府。明治新政权成立以后，又经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明治天皇政府实质上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它在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改革中起了强有力的杠杆作用，可以说它是日本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新的中央政府，日本的近代化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的洋务派官僚按其本质来说，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开始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集团。而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腐朽不堪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与外部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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