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洋务派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 |
|
时间:2007-3-9 17:46:37 来源:不详
|
|
|
2卷,第3页。)这样的政府是不能担当起近代化建设重任的。对此,洋务派官僚应该说是有所觉察的。而且他们手中又握有装备精良的湘军和淮军。然而他们对晚清封建政权又持何种态度呢?他们对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而是听任慈禧太后摆布。梁启超在《李鸿章》一书中,曾有下列一段记载:“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似威吓,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吞桥而不能言”。(梁启超:《李鸿章》第28页。)当然戈登是别有用心的,但是人们在这里也不难看出李鸿章对清室愚忠愚孝的程度。正是由于洋务派官僚对慈禧太后为首的腐朽政权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就完全置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慈禧太后一只脚踏在顽固派一边,另一只脚踏在洋务派一边。虽然她有时也故作姿态支持某些洋务举措,但当顽固派活动嚣张时,她又犹豫徘徊,制造矛盾,多方掣肘,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洋务运动就是在这种无人能主大计,互相扯皮,相互掣肘的气氛中摇摇摆摆地度过,以致丧失了大好时机,贻误了中国近代化的前途。一位外国学者说:“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的确应该归咎为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央政府。”([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第121页。)这个评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中肯的。
其次是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不一样。出身于中下级武士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们,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都认识到日本的起点比欧美国家要低得多,因此必须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向西方学习,急起直追,实现“富国强兵”。为此明治政府成立后,就大力推行“文明开化”政策。这个政策广义地说,就是在全民中开展近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在内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狭义地说,主要是指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出了以岩仓具视为首、以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