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民用企业是晚清封建集权*和传统经营意识同西方近代公司机制嫁接的产物，时人直接名之为“官督商办公司”。这些企业的创办，虽然对国人转变投资观念产生了一定的促动作用，但是由于这些企业偏离公司运作机制，尤其是官侵商权，经营不善，所以不断挫伤股商的投资积极性。随着国人公司观念和股权意识的增进，“官督商办”公司机制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批评。就连官方也不得不正视这些企业“经理未能尽善，无以取信于人”[14]（P731）的现实，直至明确承认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章程未善，未免有牵制抑勒等弊”[33]（P5073），从而逐步淡化“官督”，加大对商办机制的重视。至1904年1月21日，朝廷颁布《公司律》，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公司的准则成立主义原则，使商办公司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经营运作也进入相对规范的阶段。

【参考文献】

　　[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九［M］.

　　[2]论轮船招商局章程账略事宜［N］.申报，1874—09—18.

　　[3]阅轮船招商局第二年账略书后［N］.申报，1875—09—07.

　　[4]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5]织布局开办告白［N］.申报，1887—07—25.

　　[6]中西公司异同续说［N］.申报，1883—12—31.

　　[7]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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