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善而行”，但该局1876年兼并旗昌轮船公司和1884年暂时售卖于旗昌洋行，事前均未令众股商知悉。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决策是该局会办徐润和叶廷眷“通宵筹计”后作出的[17]（P107）。而将商局出售于旗昌洋行，则主要是由会办马建忠在李鸿章支持下策划完成的，中小股东事先根本不知。当此事被披露后，商局股东“无不心惊发指，各抱不平”[18]。那些没有规定召集股东会议的企业，更是把主管人员的意志强加于众股东。例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在1883年上海股市风潮中，资本流失严重，筹建工作陷于停顿。1887年该局局董商议决定将老股一律以七折计算，限期每股加银三十两，以凑足百两之数，倘不照办，则“照公法将老股票作为废纸”[5]。这一决定事先也没有向股商征求意见，所以出台后“物论哗然”，部分股东不得不发出鸣冤之声[19]。有的企业在决定停办退还股款时也不邀集股东会商，结果企业总办、会办擅定之还股方案令股商大为不满，众股东不得不公开声讨，或“登报以鸣冤”[20]。时人感叹：中小商人“虽经入股，不啻途人”[21]（P119），形象地说明了在洋务民用企业股东会议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小股东之参与公司经营决策权被抹杀的情况。
五、力求依商务常规经营，但难拒“官气”侵蚀
在经营管理方面，同期西方公司无疑是非常注重效率与效益的，洋务民用企业也力求如此。在时人的印象中，西方公司经营管理者“大公无我”，“实事求是”；其用人“能破除情面”，公司“所用者皆系必不可省之人，且并系有用之人”；西方公司办事“寒俭”，讲究实效，“并无丝毫妄用”（注：分见《中西公司异同说》，《申报》1883年12月25日；《中西公司异同续说》，《申报》1883年12月31日；《西法撮要篇》，《申报》1885年10月19日。）。洋务民用企业亦普遍声明遵循商务规则，实施优化管理，以适应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益。例如轮船招商局规定：“总局分局逐日应办事宜，应照买卖常规办理”，“司事人等，必须认真选充，不得人浮于事”，“并拟除去文案、书写、听差等名目，以节糜费”[7]（P847）；开平煤矿在招商章程中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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