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提出新主张、新建设、新理由，把所提供的西学的内容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从器械技艺、科学原理，一直扩展到经济措施和经济体制；而反对西学的一方，都是一以贯之，不管洋务派是主张买轮船、造枪炮、习技艺，还是主张改科举、办学堂、学科学，或是主张兴商务、开矿藏、筑铁路，他们都挺身而出一一加以反对。其态度之坚决、言词之激烈、情感之痛切，都表现得很够分量，乃至有“睹电杆而伤心，闻铁路而掩耳”者。可是细究其所有理由，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恪守祖制圣学传承的伦理纲常之“大本大原”。这就是守旧派认定一切西学洋务均为中学所不能并容的理由之所在，这就是他们力主在中国必须排斥一切西学的立论依据。守旧派本能地觉察到，西学对中学的冲击决不止于器物表层，更在于破坏以伦理纲常为内容的旧有的价值观，而破坏这种价值观念，则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念所反映所维护的旧有制度成法、等级秩序的崩塌。守旧派固然无法从具体利弊上解释明白洋务何以不能行，西学何以不能用，但是感到面临着权力和利益行将重大变动与重新分配的汹涌势头的威胁，于是就抱着卫道的心理挺身而出，来做死守阵地的决战。他们借势于博大而优越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心的深厚影响，又借势于把伦理纲常视为华夏文化“道统”精髓的观念当时还是朝野士庶所共同尊奉的信条，所以他们气势如虹。
如此一来，在有关洋务兴废、西学利弊的所有争论中，在具体理由上，守旧派完全处于只能用空话应付的被动劣势，而在道义信念上，洋务派却遇到了守旧派的有力挑战。守旧派既以西学对中学构成破坏为理由，捍卫中学排斥西学，洋务派在提倡西学之际，便不能回避开怎样看待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这道难题。可是他们的主观状况，使其在解答这些难题时，瞻前顾后，十分拘谨。洋务派中的代表人物无例外地都还是心存庙堂的忠实于朝廷的臣仆，在思想上和道义上他们都是以孔孟之道的信徒自命。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对于“成法”还敢于以“有常有权”为由主张因时更新的话，那么对于“正学”，对于“道统”，他们就完全与守旧派一样，奉之为万古不变的圭臬，不敢也不肯触动其丝毫了。如此，则洋务派就无法放开手脚去客观地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不敢正面承认西学之引进对中学造成冲击，带来变动。所以洋务派在解决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上，别无选择，只能是千方百计去设法证明中学与西学无冲突而能相容，证明二者之间具有互补性，可以相辅相成，故而西学之引进对于中学乃是无害而有益的大好事。洋务派就是在这样的事态和心态中，制造出他们独特的中西文化观——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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