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四元”一说，自属无稽之谈，用以证明西方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更是自欺之词。但应当承认，李鸿章之借助“西学中源”论，显而易见是为着论证中国向西方学习科技，具有无可指责的合情合理性质。后来奕訢也是搬出李鸿章的这一套，用以抵挡倭仁等借“师事夷人”罪名所做的攻击。洋务派援引“西学中源”说，虽多牵强附会，但是对于洋务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倡西学来说，显然大有用处，不但可以用来堵住守旧派咒詈之口，而且可以借此提高自信。李鸿章凭着这套不很严谨的“西学中源”论，坦然宣称派人出洋学习西学，“事虽创闻，实无遗议”，并且理直气壮地发出质问：“焉往不学？”
“西学中源”论为洋务派“采西学”之议起了摆脱指责、争取同情的作用，同时又具有反击守旧派排拒西学言论的论辩功能。在与守旧派的争论中，“西学中源”论成为洋务派手中一种颇为犀利的武器。王韬旅欧归来后，主张中国应“尽用泰西之所长”，变古通今，实行变法，可是这位相当彻底的西化论者，却认为“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在他看来，中国“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他一一举出数学、乐器、船舰、指南车、霹雳炮、测天仪器、语言文学诸端，说这些都是“由东而西，渐被而然”的（注：王韬《弢园文录》卷1，第3—14页。）。出使欧洲四国的薛福成在日记中依旧相信西学源于中国：“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注：《薛福成选集》第581—582页。）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也以“西学中源”论力证西学乃过去中国古文化西传所成，他说中国今日学西学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西学不但可以学，而且必须学；学西学不是耻辱，不学西学反而是耻辱——是对“中国本有之学”的大不敬（注：《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5页。）。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中， 把用“西学中源”论申斥守旧言论的论证方法，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按照他的严密的逻辑推论，西学是有效的致富手段，不学不行；西学本是中国“古之实学”的光扬光大，不能看成是“他人之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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