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脱这个难题，汤震借助于西学等于中学的程式，兜了个圈子，自圆了其说。他说：“如以西学为不必学，岂中学亦不必学乎？如以西学为不屑学，岂中学亦不屑学乎？”（注：汤震《论中学西学》，《危言》光绪十六年本，卷1第8—9页。）照这样说来，学西学无非就是学中学， 不学西学就是不学中学，对待西学的态度就等于对待中学的态度。似乎借着这种逻辑上的小技巧，就可以打马过桥，并和守旧派划清界限。事实上，使用这种逻辑游戏进行诡辩，恰好暴露出洋务派“西学中源”论在学理上存在着严重漏洞。其实，“西学中源”的主要缺陷，在于过分强调文化的传承关系，过于忽视或者根本不懂得社会状况于文化发展程度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即使能够确凿无误地证明西学确实源出中国，那仍然解释不出何以形成现今西学如此先进而中学如此落伍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实践上，“西学中源”论把近代西学混同于古代中学的倾向，说近代西学的一切成就均是中国古代已有之，说西学未超出中国典籍所载的范围与水平，更使得守旧派得以用子之矛攻子之盾，振振有词地斥学西学为故意生事多此一举。汤震在《危言》中引以为据的张自牧所著《瀛海论》，就是一部搜罗例证借“西学中源”以反对洋务的著作。张自牧本人则是一个连船舰、机器、铁路等都一律反对引进中国的顽固守旧人士。其实，早在同治年间发生同文馆之争时，杨廷熙攻讦设立天文算学馆“师敌忘仇”，触了“天怒”，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说西方的天文算学都本是中国之法，而中国之法本来就比西法文明得多。他说，中国的古圣先贤仰视俯察，做出的学问“广大悉备，幽冥可通”，“所以历代言之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中国的各种仪器、机器之制造，更是西方无法达其精微。据此他发问道：中国的这些成就，在《四库全书》里都收了，“何不令天下举而习之，而必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注：杨廷熙《奏请撤销同文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9，第16—17页。）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的每一举措，守旧派都进行掣肘，其基本的因素就在于洋务派的“西学中源”论在逻辑上的弊端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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