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学中源”，这是洋务派中西文化观的内容之一，也是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相容、互补的最简便的方法。顽固派屡屡用西方学理技艺均系剽中国古学之绪余为由贬斥西学，洋务派则反其道而用之，用“西学中源”论证明西学之可用。这里使用的逻辑至为明快：西学既然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来传到西方去的，可见西学本来就是中学，可见西学不是异端，不是什么与华夏文明异类的夷狄之学。从而也就可以说，学西学无非就是“礼失求诸野”，找回自己祖宗所创而后来丢失了的文化遗产，说到底，学西学其实也就等于学中学，“师事夷人”其实乃是继承祖宗事业的一种途径。如此一来，所谓“严夷夏之防”的禁忌，所谓“用夷变夏”的罪名，统统不攻自破；提倡西学也因此显得理直而气壮了。“西学中源”论，因其逻辑简捷有力，加以适应文明古国的中国国人的心理，所以早在明代徐光启、李之藻提倡西学时，已屡屡引以为据。基于同样的考虑，在晚清条件下，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与守旧派的论战中，就又常常把“西学中源”论搬出来，为提倡西学、推行洋务运动振声壮气。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为了论证派人去西方学习机器制造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时，写过一篇绝妙的文章：“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于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中国亦务求实用，焉往不学？学成而彼将何所用其骄？是故求遗珠不得不就赤水，寻滥觞不得不度昆仑。后之论者，必以和仲为宅西之鼻祖，《考工》为《周礼》之外篇，较夫入海三千人采黄金不死之药，流沙四万里＠①青莲般若之文，岂可同日语耶？事虽创闻，实无遗议。”（注：《海防档·机器局（一）》，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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