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思想家所阐发的“西学中源”思想，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局限性与片面性也是毋庸讳言的。

　　首先，“西学中源”论混淆了西学与中学两种不同质文化的界限。认为“西学中源”者，多非学者，典籍史实均乏考证，神话、传闻、伪书之类掺杂于间，概据为信史，有可靠根据者亦缺乏确切考究，粗疏武断，是他们的“西学中源”论的通病。由于他们是推崇西学的成就的，因而大多数人——从李鸿章到郑观应，在阐发“西学中源”论时，都还注意到把此说限在就“源头”立论，只说今日之西学的源头是在中国，同时强调西人的创造性贡献，指出今日之西学大大发展了中国之古学，是所谓“发新奇，遂几不可及”。毫无疑问，只有认可西学的先进性，才有提高西学的合理性之可言，因此强调西人对中国古学的发展，是运用“西学中源”论在中国提倡西学的前提。可是，洋务派的思想家们思维并不严密，在他们从实用目的出发，夸张地大讲西学原本是“中国之学”这一论点时，时常做出绝对化判断，把西学说得完全等同于中国的古学，把西学说成都是在中国古籍上可以找到的东西，纯粹是中国遗失了的古代文化遗产。这种错误，不止是暴露出洋务派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史还几乎是近于无知，不懂得西方文化有自身长时期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这种绝对化的“西学即中学”论，必会合乎逻辑地导出西学不足学、无须学的结论。提倡西学、主张改革，并且建议采用西方议院制的汤震，在这个“西学中源”问题上，就陷入了混乱的逻辑迷宫。他认为，不能把一切新事物都说成是西学所创，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能否反过来就断定所有新事物都不是西学所创呢？汤震先以西人把借根方叫做“东来法”为例，断言“所有西法罔不衍我绪余，因我规矩。”更进一步，则说：“余若天学、物学、化学、光学、艺学、电学、重学、矿学、兵学、法学、水学、声学、医学、文学、制造等学，皆见我国载籍”。只要今天能把中国古代的计里之鼓、指南之车，或者木鹊木鸢、木牛流马之类，拿出一件来，必定会震动西人：“西人必望尘而拜，必舍业而从，复何敢教我以奇创，形成之顽钝哉？”质言之，汤震认为中国比西方强，西学不必学。但是，汤震毕竟是主张改革之人，在实践上他又赞成汲取西人“形下之器”的专长，以谋求国家的富强，并反对守旧派“不自议振新，而唯以用夷为汉；不自愤积弱，而唯以变夏为愤”。换言之，他又主张学西学。这样，汤震一方面认为西学中源，中国强于西方，不需学西方；另一方面又反对守旧派的不学西学，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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