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所阐发的“西学中源”思想，在反击守旧派对洋务运动的辩难中起了积极作用，引起了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的广泛赞同，从而大大减缓了洋务运动的阻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不仅如此，“西学中源”论还折射出文化交流问题中几个颇有价值、颇具规律性的认识：

　　首先，“西学中源”思想揭示了文化发展史乃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不管洋务派思想家的具体例证是否经得起推敲，毕竟可以从“西学中源”论中看到一种确定无疑的文化史实，这就是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一个相互交流的、不断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文化流传到西方去，西方的文化流传到中国来，这是一个无法阻挡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其次，“西学中源”思想揭示了具有不同特性的民族文化或地区文化之间，是可以而且必然互相汲取乃至融合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自古就不是绝对排斥的极端对立物，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综合体；不过，各自的传统力量强大，各自的创造精神旺盛，所以各自仍然保持着和创造着浓厚的文化特性。文化交流既然是文化发展的常规，中国的古文化既然流传到西方而为西方所接受并发展成为新型的西方文化，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西方文化再流传到中国，为中国所接受并发展为新型的中国文化，无疑就是顺乎潮流合乎人情的事了。郑观应在议论了一番“西学中源”之后，曾经满怀信心地预测过中国文化融化的趋势。他指出：“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浸衰，而折入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注：《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3 页。）这种议论，固然仍以孔孟为指归，可是把中西文化的融合看作完美无缺之理想，其意向是十分明确的。

　　再次，“西学中源”思想揭示了文化交流的主导倾向，是先进的文化向落后的文化传播。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是谁先进谁的来势就猛，流量就大，就越有向外传播的力度，或者说，对落后的一方就越具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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