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曾经主张以武力收复伊犁，而且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坚决主战，这大概是他被称为“爱国派”或“爱国主义者”的由来，也是他区别于李鸿章等人的地方。洋务派成员由于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其他方面情况有所不同，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可能产生分歧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其实质来说，左宗棠作为洋务派首领之一，他的对外交涉思想同曾国藩、李鸿章等并无显著差异。请看下列的几个例证：

　　（一）当时的中国无论在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方面，都已远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在中外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洋务派保持了比较清楚的头脑，认识到自己力量的软弱，因而产生了对外妥协退让的思想。他们一方面承认已经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张维护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另一方面企图防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避免使中国继续向殖民地道路沉沦。这就是洋务派对外交涉所持的基本态度，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如此，左宗棠也不例外。如曾国藩说：“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③］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北洋中外交涉事宜，头绪虽多，……只须随时谨守约章，操纵得宜，可无龃龉之意。”［④］左宗棠（同治五年上奏）则说：“从前和约，迫于时势，不得不然。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然于条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以底极。唯有遇事守定条约，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冀相安无事而已。”［⑤］

　　由于洋务派承认并遵守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在对外交涉中奏行所谓“羁縻”政策，即遇事迁就，妥协退让，不轻易与外国侵略者决裂。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⑥］曾国藩对此表示赞赏，立即复函李鸿章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⑦］左宗棠一则说：“夷务之兴，其始由于中国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疑之太深，遂至决裂不可收拾。迨庚申之变，则寇深祸迫，不能不暂与羁縻。立约之初，原冀乘此闲暇，急谋自强，以待时机之转。”［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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