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此次修约，但能就已成之局仍与羁縻，不能禁其要挟也明矣。”［①④］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把外国侵略者在修约谈判中可能提出的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迁就者”，如请觐、遣使等；另一类是“不可迁就者”，如架电线、筑铁路、开煤矿等。他认为，关于请觐一事，外国侵略者所争执的是“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所以不妨允其所请；而遣使一事，正可以“洞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有利于中国。至于电线、铁路、挖煤等项，左宗棠认为必须坚决反对［①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态度基本上和左宗棠相同，但他们乘机提出用西法自行采煤的主张，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外人之觊觎，而且可以兴中国之大利。左宗棠并没有提出这一点。
（三）１８７０年，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人民群众将作恶多端、行凶*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击毙，并将法国教堂、领事馆、育婴堂等烧毁，一些英美耶稣教堂也被波及。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保定赴津查办。曾国藩鉴于“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①⑥］，所以抱定对外国侵略者“委曲求全”的方针，一意妥协退让。他所采取的措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他自己了解到这一点，于致友人书中写道：“六月初旬奉旨力疾来津查讯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疏中五疑一层，物议沸腾，致使人不忍闻。”［①⑦］
左宗棠支持曾国藩对外妥协退让的方针，并表示十分同情曾国藩的处境。他在致夏献纶的信中说：“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弟处答总署一函，曾录寄幼丹中函（沈葆桢字幼丹），想得闻其略。昨见香（闽浙总督英桂字香岩）、幼（幼丹）两公复信，大意均同，私幸所言尚不谬也。”［①⑧］可见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政策，是得到左宗棠、沈葆桢、英桂等洋务派官员普遍支持的。左宗棠又说：“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时论所许。然当仓猝时，议论纷纭，莫敢执咎。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观其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之奏，亦可谓较然不欺者。”［①⑨］他对曾国藩寄予了莫大的同情。
（四）１８７４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清政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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