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首先倡导对外国侵略者应讲求“忠信笃敬”，说什么“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⑩］它不仅被李鸿章奉为座右铭，而且也被左宗棠奉为圭臬。左宗棠致函湘系将领刘锦棠说：“忠信笃敬，蛮貊可行，心知气血不相远，但积诚相与，久将自威，无他道也。”［①①］

　　这里，有件事情很值得一提：１８６０年北京条约刚刚签订，俄、法、美等国或请派兵助剿，或请代运南漕赴津。清廷征询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曾国藩于１８６１年１月５日上折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可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应请敕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同时，他又奏称：“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①②］这个奏折，就是当时所谓的“借夷助剿疏”，被人们认为是曾国藩的“杰作”。其实，这是一个大误会。该折虽由曾国藩署名具奏，但并非出自曾国藩的手笔，而是左宗棠起草的（左宗棠当时正在曾国藩处襄办军务）。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得惠缄，承奖赞借夷助剿一疏，系左季翁（左宗棠字季高）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至于大败之后，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者鄙见与季公相同。”［①③］人们一贯把曾、左、李并称，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１８５８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规定，新定海关税则和通商各款，可以在１０年期满时修改。总理衙门深恐修约时英国侵略者将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所以于１８６７年即着手进行准备，对英国在修约时可能提出的问题如请觐、遣使、设电线、筑铁路、开煤矿、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等，事先预筹对策，并请朝廷敕各省将军督抚提出意见。左宗棠在复奏中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发逆之祸甫销，回、捻之祸复炽，各处匪盗肆起，游勇充斥，解兵洗甲，未卜何年？而人才凋耗，财才殚竭，更甚于数年以前。于此而谓彼（指外国侵略者）如决裂，我有以待之，不知计将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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