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电报、铁路等事业的建立，没有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于１８７９年致函总理衙门说：“铁路、电线，本由泰西商贾竞利起见，各岛族遂用以行军，一似舍此别无制胜之具者。实则生计之赢绌，兵事之利钝，不在乎此。观彼商之近多折阅，各国之互有兴衰，同有铁路电线而其归不同如此，亦可得其大概。”［③③］左宗棠在创办近代民用企业（包括电线、铁路在内）方面建树较少，除１８８２年建立徐州利国驿煤矿外，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三）洋务派为了培养人才，纷纷主张于科举考试之外，另辟进取途径。沈葆桢主张开艺学科，李鸿章主张设洋学局，等等。由于顽固派的竭力阻挠，清政府犹豫不决。左宗棠不同意设立艺学一科的主张，认为该项要求“似可无庸置议。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他建议于科举考试时规定，学额十名中“取录艺事两三名，于学额无所损，而于人才则大有益。”［③④］他的这项主张，实质上是调和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改革科举制度的争论。

　　洋务派中不存在什么“爱国派”与“卖国派”的区别，他们对外国侵略者都有妥协退让的一面，仅在程度上有所差别。左宗棠在消灭阿古柏侵略政权、收复新疆领土的斗争中立下了功劳，在收回伊犁交涉及中法战争中主战，这些都是区别于李鸿章等人的地方，但在其他的对外交涉中，同李鸿章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见他也受洋务派的地主阶级立场所制约。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同李鸿章等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在性质上完全相同，在成效方面也无分轩轾。不能说前者是“爱国的”，后者是“卖国的”。在学习西方、进行改革方面，左宗棠是洋务派中偏于保守的一位首领，在创办民用企业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在评价左宗棠的一生时，必须对上述各方面做综合的、全面的考察，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注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