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设立较早、规模最大的两个局厂。它们的创办经费和常年经费，主要来自清政府的海关岁入，产品都由清政府直接调拨，不投放市场发售，经营管理权都掌握在清政府的官员手中。它们都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工业，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异。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具有明显的抵御外侮的思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在１８６６年６月２５日递上的《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②③］中，说明设局造船的目的：“我国家建都于燕京，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轮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安于无也。”他认为，购买机器制造轮船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举，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５年后成船较多，可以布防沿海各省，遥卫津沽。他把设局造船作为保卫祖国海疆、防范外国侵略的重要手段。

　　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筹设江南制造局，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御侮的思想和目的也是十分明显的。１８６４年，丁日昌向李鸿章递上一个“密禀”，指出：“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经。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②④］他建议李鸿章咨商总理衙门，筹措经费，选择一个适当口岸设立船厂。李鸿章对丁的意见表示支持，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说：“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②⑤］上述意见获得总理衙门的同意后，李鸿章即嘱丁日昌在上海访购机器，进行建厂准备。１８６５年夏，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设立的旗记机器铁厂，能够修造轮船及枪炮，“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李鸿章于同年９月２０日具奏，报告购厂经过，说明该厂一经收购，即更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且声称：“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犹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②⑥］江南制造总局同福州船政局一样，也是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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