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对外交涉中，左宗棠妥协退让的思想没有李鸿章那么突出，但是，在学习西方“长技”、进行社会改革方面，左宗棠则显得比较保守，有时甚至显得幼稚可笑。这里列举几个实例。

　　（一）左宗棠对外国“船坚炮利”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他于１８６６年创设福州船政局时，尚分辨不清兵船和商船的区别，以为轮船平时可供运漕，战时则可供战阵，所以船政局所造轮船系半兵半商式样，企图兼顾兵商“两用”，结果是“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若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也。”［②⑨］他对西洋大炮的认识更为荒诞。１８７６年，他致函刘锦棠说：“大炮有神，喜洁净而忌污秽，若管炮之人未能虔诚祷告，或闲人不洁之手随便摩娑，往往施放无准。……如不能洞穿墙身，则飞了堕入城中，亦可多杀。西洋人用此等神器，本不取轰坍城垣，惟取从空下击，令人惊惶，得以乘机下手，故曰天炮。”［③⑩］左宗棠对西洋船炮认识之贫乏，确实是令人吃惊的。

　　（二）洋务派对电报、铁路等近代通讯和交通运输事业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７０年代中期以前，他们对这方面所知甚少，没有提出敷设电线和修筑铁路的要求。１８７４年日本侵略台湾，沈葆桢奉命渡台办理防务。他从亲身经历中感到“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③①］，要求清政府准许设立由福州陆路至厦门并由厦门水路至台湾的电线。后来，由于外国侵略者的争夺与干扰，该线未能建成。１８７７年，福建巡抚丁日昌要求在台湾敷设电线，但他不久离任，继任者因循迁延，该计划未能实现。１８７９年，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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