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个较严重的例子。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两种趋向”，我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了我自认为正确的解释。随即有人郑重地指出：“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定性分析，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对自己的国情研讨的结果，而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建立和制订的中国*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则已被历史进程所验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弦外之音也就是：这个问题是不用讨论也不容讨论的，否则就有动摇我党的民主革命政纲之基础的危险。其实，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党关于国情的“定性分析”，主要是分析民国社会，它和我对于晚清社会的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于1901年的《辛丑条约》、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进入了半封建社会，既没有直接的关联，也没有对立的冲突，和中国*党赖以制订的民主革命政纲之基础是不相干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否不可分割？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党》里，就是把二者分开来论述的，并多次使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敏感地提出党的民主革命政纲的问题，正说明我们的研究者在涉及“历史定势”时如何心惊肉跳。
平心而论，历史研究中的“定势”，也并非完全出于谬误。因为历史认识总是具有从现在回顾过去的性质，人们往往把当前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利与害作为评价、认识历史的准绳。在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艰苦奋斗的年代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建设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而，把过去种种“单纯地”看成是向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发展过程，是很自然的，也可说是正当的。只有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经过建设的实践，人们才觉察到，革命艰难，建设更不容易。为什么束缚生产力的反动统治业已推翻，生产还得不到迅猛的顺利发展呢？人民开始懂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革命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康乐幸福，历史上曾经有过诸多方面尝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原来的“历史定势”引起了怀疑，于是出现了“突破”。最新的历史经验提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历史认识的相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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