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为了说明“公车上书”的历史意义，1980年我在一篇论文里指出，“公车上书”可以和“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这里，显然没有把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等量齐观的意思，只不过是利用人们对“五四”示威游行的共识来加深人们对“公车上书”的了解。但不久就有人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比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后者（指“五四”运动）是辛亥以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前者（指维新运动）却只是“启蒙’；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时发生的，前者传播的则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后者是*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前者则是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6月20日。)其实，这些区别（表述得还不够完善）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正因为有区别，才有“比”的可能；如果没有区别，就是同一，用不着“比”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景与人尚可相比，同属知识分子爱国民主运动的“公车上书”和“五四”示威游行有什么“比不得”的？戳穿了，比不得者无非是害怕混淆了新、旧民主主义的界限，抬高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反映了极“左”思潮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所以要“比”，恰恰是为了破除这种思想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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