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早于洋务派10年、20年、30年。很可惜，这些“事实”既把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期具有重大影响的军事工业、公共工程、铁路、矿场等等排除在外，又没有交代“活动”、“筹划”、“试探”的结果如何。事实上，除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要求低的少数行业如缫丝、轧花外，几乎都没有成效，否则就不会出现在这期间纯粹商办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局面。把这种局面归咎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对民间企业的巨大阻力”是没有道理的。既然“民间商人”的活动早于洋务派10年、20年、30年，洋务派又怎样“超前”地去施加阻力呢？
问题在于创业的艰难。既有集资、购器、技术、管理、经营的困难，又有抵制帝国主义压迫、排除封建势力阻挠的困难。对于本小力薄的“民间商人”来说，创建大型骨干企业是难以胜任的，而没有大型骨干企业就不能说奠立了中国资本主义之始基。以轮船运输业为例。这是“民间商人”早已染指的部门，但长期没能摆脱依附洋商、小打小闹的局面，只有在上海轮船招商局创办以后，才可以说有了堪与外国轮船公司相抗衡的本国轮船运输业。如果没有李鸿章做靠山，如果没有政府拨借的官款，如果没有特许的运漕专利权，上海轮船招商局就办不起来，即使办起来了也没法在外国轮船公司的严酷排挤下维持和生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期，“民间商人”需要“官为扶持”，二者结合，于是出现了“官督商办”。官督商办企业曾经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信誉。1883年以前，各官督商办企业的股票，其市场价格几乎都高于票面额，有的还高出一倍以上。只是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原因，在上海出现银根紧缺的情况，引发了1883年的金融恐慌，使官督商办企业受到沉重打击，一度影响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汪先生一方面承认“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又声称“这和评价洋务派的作用，不能加以等同”。没有洋务派，哪来的官督商办企业？这是怎么回事呢？汪先生的思路似乎是：“商办”是好的，因为“办”的是资本主义，“官督”则不然，代表封建势力的控制，所以“官督商办形式最终遭到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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