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和投资者的唾弃，说明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把特定时期特定事物相互依存的两半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是难以说服人的。而且，官督商办形式“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投资者的唾弃”却确实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那时，洋务运动作为救国方案已经破产，维新派起而替代洋务派，承担着继续推动历史前进的任务，洋务派已不再是进步的*派别了。怎能据此以推断洋务派当初的作用呢？
洋务运动没能救中国，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洋务派不自觉地促进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也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二
汪先生不满意我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两种趋向”的论述，指责为没有说明总的趋向、总的线索。据汪先生的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而“不发展”又是“主流”，所以“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不断沉沦的。
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化本来就是二条道，怎能强求归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殖民地化的危机不断加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包括*的、经济的、文化的）不断加强，从而国家地位不断沉沦；但不管灾难如何深重，并没有扼杀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立物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这是客观的事实。汪先生承认在封建社会中产生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进步，但为什么这个“一般的理论原则”联系中国历史环境就不适用了呢？据说是因为它虽然有所发展又不能顺利地、充分地发展。那末，“有所发展”算不算进步？“不能顺利地、充分地发展”是否意味着需要进行排除阻力的斗争？那末，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斗争为什么不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而必须用令人费解的“发展和不发展”来取代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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