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赞同汪先生的这个论断。但在同文中，汪先生又说：“洋务派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一面”。这里，也许体现着汪先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辨证法，但却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什么？

　　洋务派是一个*派别。它出现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炮火之中。有感于“内忧外患”的紧迫，一部分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冲破传统观念，寻求一条新的挽救危亡的道路。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承认中国的落后和不甘于落后，要求积极地向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船炮制造，学习机器生产，学习科学技术以及有限的政教制度。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社会上出现的新式商人相结合，从而兴起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学习西方为手段，长期、持续从事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洋务运动”。倡导和主持“洋务运动”的这些人分别被称为洋务派官僚、洋务政论家和洋务企事业家，合称洋务派。汪先生所说的洋务派，似乎只限于官僚，而且采用了“洋务派官僚集团”的名称，把参预“洋务运动”的新式商人排除在外，未免过于偏狭。就说“洋务派官僚集团”吧，作为*派别，洋务派官僚有别于守旧官僚，但洋务派官僚之间并没有形成什么“集团”，前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间矛盾重重，后期李鸿章、张之洞之间也是积怨甚深。如果要说“集团”，倒不如说“曾国藩集团”、“左宗棠集团”、“李鸿章集团”、“张之洞集团”等等，而每个“集团”都包含着官僚、政论家、企事业家这三种人（自然，有些人是一身二任乃至一身三任的）。

　　汪先生正确指出，在洋务派形成以前即已在通商口岸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式商人。这种人过去通称为买办或买办商人，我很赞赏汪先生勇敢地摒去了容易引起误解的“买办”字样。我曾经说过，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买办网形成的同时，出现了中国的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家表现出对产业投资的浓厚兴趣，这是洋务运动发展为兴办民用企业的社会基础，“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就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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