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问题并不在这里。从字里行间仔细寻绎，汪先生的思路似乎是这样的：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未老先衰，不可能指望用它去取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权表述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如果不过于挑剔，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用上海这个特殊地区既有上海道、上海县，又有租界工部局这种两套统治机构并存的状态来诠释“联合统治”。因为一般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是通过共同支配其代理人——中国封建统治者来实现的。)，极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既不能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不发展其实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不断加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方向”。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资产阶级的领导不仅是不可指望的，而且是应当排除的，因为它会把革命引向妥协。绕来绕去的结果，最后还是回到了起点：用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红线”。如果我的寻绎没有大错，这便是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一个经济史的研究者竟作出了历史发展可以不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论。
如果问：没有社会的进步，怎么能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对这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汪先生实际上是回避了。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国歌的歌词就是最好的回答。很遗憾，歌词，哪怕是“庄严的国歌”的歌词，怎能代替科学的论证呢？中华民族曾经在义和团战争期间“怒吼”过，由于社会的落后，“怒吼”的结果是很悲惨的：几亿两的赔款，京津不设防，帝国主义大大强化了对中国的统治权。那种不依靠社会的进步而依靠所谓的“民气”、“民心”的论调，当年封建顽固派不是经常鼓吹过的吗？
其实，所谓“发展和不发展”是相对而言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横向和发达国家比较、和本国其他经济成份比较，是“不发展”的，但纵向比较自身的发展速度，就不能这样说。“从无到有”的发生期，由于基数是零，增长率再高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从1895年到1913年的“初步发展”期，据汪先生的不完全统计，创办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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