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对地方官吏的这个要求可不是简单的愚民政策，防范地方因灾生事才是历代君主最关注的问题。而灾害时的祭祀权也是他们担心的一个*对象。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民间的赛社本来就是灾难信仰制度中“举国若狂”的一次渎慢神圣的聚会。当真正的集体性灾难：自然灾荒在基层社会爆发时，这种力量很容易就会转变为一场神学面目的*运动。所以基层社会的祭祀权在这种时刻往往是具有战略地位的。
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高宗皇帝以赛会闹的最凶的福建为例对全国颁发上谕：
“朕闻闽省风俗尚鬼信巫，偶遇雨旸失时，遂有无籍之徒，意在敛钱肥己，因而诡称某处神佛灵应，聚众迎赛，或将神像抬之街衢，协令地方官跪拜迎送，种种恶习，殊属不经。凡地方官偶遇水旱，固当竭诚致祷神明，为民请命。岂有棍徒藉名，聚众抬神，挟制长官，因而藉名争衅，滋生事端，甚为风俗人心之害。此风断不可长。嗣后著严行禁止，倘有违犯，即照律治罪。地方官倘或悠忽从事，姑息养奸，即著该督抚参处。他省有似此恶习者，著该督抚一体办理。钦此。” [22]
民间社会在灾难信仰制度下“藉灾挟官”的行为已经惹怒了皇帝，他再次把这个把戏的要害训谕给地方官吏：灾难来临，一定要率民竭诚而祷，绝不可丧失祭祀权。如有藉灾生事，照例治罪，不可蔓延。
（四）工具化的灾难信仰制度
当我们整理过这个以灾难为核心的信仰制度的种种表现之后，千万不要被历代君主“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所迷惑，更不要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天命”或先祖有着特殊的信心。这套灾难信仰在制度方面要比信仰方面深刻的多。 这是一种以垄断神权为目的灾难解决制度，其中的秘密，早就被道破，还是尊贤重法的战国时代，大儒荀子就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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