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诗》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言无有可遗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贤者，嫌于德微。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之甚者也。而二圣逢之。岂二圣政之所致哉？天地历数当然也。以尧汤之水旱，准百王之灾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则福佑非德所为也。贤君之治国也，犹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孙皆为孝善。是家兴也。[25]

同一卷：

 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正之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26]

王充的骨子里，是一套对东汉士族*持悲观态度的理论，所以，对于他的宏论，统治者一向没有特别的好感。经历了汉代灾异制度的种种试验，后来的历代统治者似乎已经很熟练的领会了这套灾难信仰制度的精髓。表面上谁也没有撕破这张天人感应的纸，但实际上，荀子所说的“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原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灾难信仰”或者说“灾异论”已经要沦为一套“灾异工具论”。

 唐代的*中心是历史上的旱灾多发区，关中大旱时，帝王往往不得不避食东都，但其中也不乏精彩表演：开成四年（839年），唐文宗李昂临旱忧虑。宰臣等又搬出荀卿、张衡的那套理论，上奏曰：“水旱时数使然，乞不过劳圣虑”。但这种安慰马上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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