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怨、甚至*泄愤都可以在灾难信仰制度中找到根据，而且应用频繁，大搞神道设教，传统的灾难信仰制度在他那里已经大大被引申。他曾讲过：“凡祸福灾祥皆由于人事之感召，而天本无心也，即如地方之水旱灾荒必有所自，或由于朝廷政事之阙失，或由于臣工职事之乖张，或由有司教令之烦苛，或由于民间风俗之浇薄，数者之一皆足以干天和而招沴戾。”[30]
可见，到雍正皇帝这里，不仅是皇帝和他的官吏才会感应上天、引发灾变。朝廷政事、臣工职事、有司教令、民间风俗中任何一项出了问题，都可以引发天灾。也就是说，灾害发生时，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拿来开刀。至此，灾难信仰制度已经被完全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沦为虚伪残暴的工具。而这项制度最初附带的平衡*关系的功能也完全变成了虚伪的词藻。
灾难信仰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早期国家职能落后的生产基础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而这个问题是前技术革命时代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越来越集中的王权国家无法解决其不断扩大的国家职能问题，这就为整个灾难信仰制度预设了一个文化隐患。
在几千年灾难信仰制度的影响之下，王权不断抑制并整合其它系统的神祇，而且直接走向基层社会的灵验制度，成了基层社会广泛认同的神圣，连它的象征物也变成解救灾难的灵符。但是，王权神话不断延伸的隐喻会破坏这个制度的结构平衡，也将暴露出这个制度潜藏的弱点 —— 这个结构成了只能允许一个经营者存在的领域。如果另一个经营者进入这个领域的话，皇权以及它的象征物可能都会成为这个竞争者的一项业务。而秘密教门恰恰是这种灾难制度信仰结构中的另一个经营者。
三．教门内部的“灾难”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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