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方面,永乐十八年(1420年)二月,山东蒲台林三妻唐赛儿率众起义。唐赛儿徒众数千人,据益都,“自言得石函中宝书神剑,役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21],波及全省。唐赛儿虽然失败,但她本人却逃匿无踪,没有被捕。朝廷索赛儿急,尽逮山东、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22],仍无结果。可见当时白莲教在民间的潜力和影响。
明初的白莲教活动,并未因朝廷的禁断而消迹。有的活动已爆发为武装的对抗,朝廷虽然严加镇压,仍是此起彼伏,未能平息。这是因为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后,白莲教不仅经历了战斗的锻炼,而且更加普及和深入民间。它已在全国的许多城镇和村落,有了自己的大大小小的据点,时隐时现,各个据点可以联结成线,然后扩大为面,失败时又可化面为点,可进可退,可整可零,可以在一个地方生根结果,也可以转移他方插柳成荫。整个明清时期白莲教的活动整体情况就是如此。这对朝廷来说当然是极大的隐患和威胁,实际上明亡的序幕和清衰微的转折,正是由规模浩大的徐鸿儒起义和川楚白莲教起义所触发的。而造成明清两朝这一朝廷悲剧的最有影响的人,恰恰是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他借助于奉弥勒的红巾队伍取得了天下,同时他也造就和丰富了红巾队伍中的宗教分子,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斗争和推翻现有统治的经验,退却和隐匿的经验以及联络群众使自己生存壮大的经验。当朱元璋决心禁绝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比以前大为丰满和成熟了。朱元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封建专制帝国,而他们却为自己的徒孙们留下了一条在专制帝国中生存发展、捣乱反叛的道路。
明中叶时,流民问题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白莲教活动与流民相结合,更成为朝廷的严重威胁。如成化时荆襄刘通和石龙,弘治时河南赵景隆,都以流民为基本群众,组织白莲教起义。刘通号千斤,县门石狻猊重千斤,能只手举起。正统中,流民聚荆襄间,刘通在流民中宣传组织,准备起事。石龙即石和尚,和刘通结合,起兵,称汉王,建元征胜,“流民从者四万人”[23]。弘治十八年(1505年),河南饥荒,赵景隆“以白莲教惑众,自称中原宋王”[24]。石龙称汉王,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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