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和“末”问题上，魏源基本上也是按照传统观点，把农业所生产的自然形态财富（“食”）看作“本富”，而把货币形态财富（“货”）称为“末富”。直到1852年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尽管魏源对西方国家工商业发达的情况已有了相当了解，但他竟然把美国和秘鲁作为“重本”主张的佐证。他说：“美利坚产谷棉而以富称，孛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1] “重本”思想在魏源的具体经济改革主张中的表现是，他特别强调“阜食源”，即增加粮食生产，主要办法就是兴屯垦。他主张把东南沿海的一些“封禁山”尽量开放，“许民屯垦”，尤其主张把靠国家赡养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旗民，遣送到内蒙、东北去进行屯垦。 

但是，魏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本”和“末”的关系上具有新的观点，乃至对“重本抑末”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正。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视“本富”，维护“末富”。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已把“富民”分为“有田之富民”（地主）和“无田之富民”（商人），他主张对两者都要加以保护。尽管他在坚持“重本”的一面时很重视“有田之富民”，认为他们是国家财力的主要基础，国家政策必须保护而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以使他们“敢顾家业”，但是，魏源“重本”而不“抑末”。他极力论证富民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上“足君”而下“养民”，全要依靠富民的力量。他说：“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伐，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2]富民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国家的政策，当然就应该以保护、培植富民的力量为主要出发点；损害了富民的利益，就必然会破坏国家本身的基础。因此，他一再宣称：“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3]。 

赋税是国家运转的依托，当然也是大地主当权势力进行掠夺的基本手段，所有的地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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