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民”之中，魏源更重视“有田富民”即地主的利益。他对“有田富民”所受的国家赋税徭役的损害，特别感到痛心疾首。 

魏源对“有田富民”这种感情，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中小地主阶级立场。当然，这丝毫不表明他对“无田富民”的嫉视，倒是他感到“无田富民”在积累和保持个人财富方面比“有田富民”更为有利，因而实际上流露出了一种“有田富民”兼营商业的朦胧的资本主义倾向。 

第二，在漕运问题上，魏源和包世臣等人提出了海运南漕的改革办法，即雇用航行于上海至东北沿海的商船，把由江浙等省征集来的粮米改由海道运往天津，以节省运费，减少损耗，保证京城粮食供应，并减轻江南地区的负担。而且魏源比包世臣更敢于公开地维护商人的利益。在海运问题上，魏源一反传统的“抑末”观点，直言不讳地把海商的利益同国计、民生联系起来。他说：“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5]并且充分地肯定海运的优越性：“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6]魏源认为依靠海商运送漕粮符合天时、地利、人事发展的自然趋势，官运漕粮已势不可行，因此宣称：“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7]这个观点在当时还是非常大胆的。 

第三，在盐政问题上，魏源提出以票盐代替纲盐。道光十年(1830)，刚刚升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陶澍看到两淮盐务败坏，决心对“疲敝之极”的淮盐进行改革。他上书朝廷，奏请改变两淮盐法。道光帝批准了这一请求。于是，陶澍立即把魏源召入幕府，共同策划两淮盐务改革。盐务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私盐问题，即贩运私盐的人越来越多，妨碍了官盐的销路。所以有许多人都强调要大力“缉私”，即捉拿贩运私盐的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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