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第一层和第二层意义上的社会，只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概念，可以单独使用，第三层则是带有现代*涵义的，它与前两者共同组成现代性的西方整体“社会”概念的主流。当然，我这种理解方式，恐怕也还是多少带有韦伯所谓“理想类型”的概念处理特点。

在这种“社会”主流概念里，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以合作为基础，还是以竞争为基础，又引发出新的歧异。源于对合作为主的强调，在西方又发展出一种区别于个人本位的所谓以“社会”为本位的“Socialist”运动，它以“平等”精神为灵魂，其极端派以为不废除私有制，不铲除“个人主义”，不进行社会组织的根本破坏，就不可能实现理想的“社会”。但这种观念在现代西方，应当说并不占主流地位。但这些涵义同样传到了中国，并且在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后话。

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Society”概念，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中文里没有直接可以表现其现代高度抽象意义的现成词汇。现在我们已广泛使用，早以不觉得是外来的那种“人类共同生活的组织形式和相互关系总体称谓”之涵义，当初接受起来却是很难的。传教士和中国人在戊戌以前所编的各种英汉字典，大多只能将它的我们上面所谈的第2层涵义反映出来，即只将“Society”译成“会”或者“社”，仅是社团意义上的。也有人感觉到了它那种更为广泛意义指称层面的内涵的，但一般译成“人世”、“人间世”或“世态”。受汉语影响的日本人一开始也是如此（相应地译“社会学”为“世态学”）。从表面上看，这大概是传统词汇中能够较为接近地与这种抽象意义的“Society”相匹配的词了。但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仍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人世”恰恰具有“分散存在的”非组织形式的特点，与“社会”实有不同。这种对“社会”的“人世”、“世态”的理解，实际上在中国至今仍有某种保留，过去我们总是说“世态炎凉”，现在则总说“社会复杂”，视踏入“社会”为一件可怕的事情。文革后初期流行的“社会青年”，即指脱离组织，没有单位的另类。这种对“社会”的某种不信任，与现代西方也是有所差别的。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