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现代汉语中的 “社会”一词是日本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译西方的“Society”，然后逐渐固定下来，戊戌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为士大夫使用的。其中，在清末民初时，它曾遭到许多人中国饱学之士的反对，认为与中国传统的文字训诂发生断裂，难以理解。正如前文提及过的，张之洞是这样，曾对中国人接受现代“社会”一词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康有为在民初时也是这样。但由于我在前面所谈到的原因，这一反映新概念的新名词在中国还是流行开来。因为在中西相接的民国时代，它所要表达的内涵实在是无法逃避的。
如果从价值层面来考虑，中国人对现代西方“社会”概念中那种共同生活的“公共性理念”，那种“组织性”价值，在甲午后民族危机的背景刺激下认同起来却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而且很快就与传统既有的有关尚“公”的价值观念相结合，并实际发挥了它的*社会和文化效应。我们可以从认同和反对使用“社会”一词的正反两方面举出相同的例证。一个正面认同“社会”一词的例子是1904年《东方杂志》第10期的一篇题为《可耻篇》的“社说”，它认为中国“无社会”乃是可耻的事情，强调“社会者以其能保公共利益也。有公益者为社会，无公益者非社会”；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反对使用“社会”一词的张之洞在1904年公布的癸卯学制中，竟也把所有“社会学”都译成“公益学”，传播全国[12]。戊戌时期，中国人正是在反省国人缺乏相互联系、沟通性，缺乏组织力、合群力、团结力，缺乏“真正的公”的精神氛围和社会心理的支配下，迅速接受西方现代“社会”观念中的某些内涵、并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的。我在一篇尚未完成的文章中，谈到现代社会观念在中国的兴起时，用的标题就是“‘合群’、‘尚通’与现代结社风：现代‘社会’观念在中国兴起的最初形态”。尽管当时人们所使用的“社会”一词，还不是完全现代意义的，但已明显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具有了某些现代性意义的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尚“公”观念结合的同时，事实上也伴随着对传统“公”的观念的反省，这是事实的另一方面。如刘师培在强调社会伦理时,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
特近世以来，中国人民公德不修，社会伦理知之者稀。其故何哉？则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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