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数载以前不知社会伦理为何物，则以中国无完全社会之故也。今人欲矫其弊，多有以人我相通为言者。……故欲人民有公德，仍自成立完全社会始。欲成立完全社会，贵于有党。党也者，万物之公性情也。无论何物，均有吸力及爱力。党也者，由相爱相吸二力而成者也。故《易》有同人之卦。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又曰，君子以文会友。有党斯有会，有党斯有邻。有党然后可同。是古人固不讳朋党矣。又古者民必立社，同社之民均互相团结，此即地方自治之规，未闻禁民之相聚也。古有合财共贾之说，谓之同货财，亦未闻禁民之相合也。惟殷周以降，不知以党聚民，由是斥民党为邦朋。……而太西各国无事不有会，无人不植党，盖一木易折，合群木以折之，虽乌获亦难施其技。民之有党，可以相助相保，亦犹是也。盖各国均以党而兴。则欲兴中国，亦不得讳言朋党。昔宋欧阳修朋党论谓小人无朋，独君子有之，则君子何得以党为讳哉。若夫历代亡国由于党人，则由党人因私废公，亦由国家禁锢党人，以大拂民情耳。今矫其弊必先自民各有党始。民各有党，又自事各有会始。事各有会，庶对于社会之伦理，可以实行矣。既有社会，则人人均委身社会之中，既委身社会，所重约有二端：“一曰期于有益。……一曰历久不迁，……行此二端，庶可以处社会矣。”[15]

然而，与一味崇“公”相一致，中国兴起的现代“社会”概念中却很少有西方现代“社会”概念中那种隐含的与“与国家相对”的意义，两者几乎往往是基本重合的价值共同体。戊戌变法时期就是这样，是想利用社会力量来补国家力量之不足，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从清末民初到90年代以前，主流思想界和一般社会上在谈到“国家与社会”时，不是 “国家社会”，就是“社会国家”，基本都是在与“私”和“个人”相对的“公”的意义上相提并论的。如刘师培《伦理教科书》中《说卫生》一节即言：“己身为国家社会之身，非一己所克私。若戕贼己身，使国家社会少一尽义务之人，其有负国家社会罪莫大焉”[16]。这种用法，堪称近代国人通常思维和表述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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