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方面看，传统也不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东西，它也有强大的选择力、制约力，不仅有形式上诸如词素、构词法的限制、诱导（如我们前述的 “动词”为双音节和单音节，似乎永远不能突破这个规矩），更有内涵、观念和价值上的选择。这种选择甚至常常会使其使用主体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与自己目标相反至少是相左、不完全一致的方向。这是传统延续性在词汇和概念上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一点，我们通过“社会”这个新概念在中国的形成、传播、内涵和复杂影响的考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

四、以“社会”为例：带有现代性的概念之中国化认同及复杂影响的个案*

如果从价值观念层面而不只是单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清末民初带有现代性的概念群之形成，流播及其影响之内涵，还要更加丰富和复杂得多。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的渗透、互动关系也要更为微妙。下面，我就主要以现代性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来作为例子，集中探讨一下它在中国的形成、影响或者说中国人自觉不自觉的选择问题。

现代性“社会”概念在西方的形成也是16-19世纪之间的事情，且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其内容也相当繁复。对此，雷蒙·威廉姆斯在他的名著《关键词》中有过专门揭示。这里，我想简单概括一下它的主要内涵，但愿不具化约性：（一）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彼此关系的总体称谓；（二）它同时也是部分人、部分地区，也即是不同层次存在的人群互相依存的组织形式和相互关系的称谓，包括各种社团在内，这些社团直接构成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三）这种人群的组织形式和相互关系是以彼此独立、平等、自由的个人按较严格的契约形式为保障前提的。它以自由自愿原则自行组织起来，同以强制性为特征组织起来的*性国家有别，并与之形成必要的抗衡，最终对“国家”构成制约[11]。这最后一种意义与我们今天在*学意义上谈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概念有重合。实际上，正是“市民社会”的强势观念强化和加固了“社会”一词的上述西方现代*涵义。以至人们在一提到“社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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