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说，是否意味着当年从日本引入、后来流行开来而今天我们已经离不开它们的那样新名词全都是最合理、最科学，在“传统”许可的范围内已经是最为完美无缺的呢？也不尽然。语言词汇的使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约定俗成”。清末民初流入中国的大量新名词后来有不少因与中国人的构词习惯相差太远，显得怪异而被淘汰的，如《日本法规解字》中所收汉字词，绝大多数就没有被中国人认同，现在仍然流行的那些日本新名词也未必就一定最为理想。由于我们早已习惯于使用这些词汇，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已经对它们丧失了反省的能力。比如，像清末民初许多中国人都反对袭用的“手续”一词，我就老是觉得、始终觉得别扭，但是又想象不出不用它，当时究竟又能够用什么别的词代替它更好。其实，在中国人广泛采用日本汉字新名词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偶然性因素起过作用。如戊戌时期古城贞吉等日本人通过《时务报》和《农学报》等途径亲自和直接输入大量日译新名词，即开了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热烈地从日本引入新名词之先河。另外，由于日本学习西方成功，当时的中国人对日货有一种盲从心理。还有教科书的特殊作用。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大量模仿或照搬日本的各种教科书，而在教科书中，日译名词之间又有某种连带的、意义上相互制约的关系，用此而不用彼，也不好操作。但更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当时中国人自己未能造出合适的词汇来，而现实中这些新名词和新概念的内涵又实在无法回避，这就不能不大量采用现成的日本汉字新名词了。清政府戊戌以前没有重视大规模翻译西方人文社科书籍，错失了机会，等到日本名词流行开的时候，又为时太晚，从而留下了某种历史的遗憾[10]。

总之，我们揭示在清末民初新名词的创造过程中传统的“断裂式滋补”，以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积极影响，连带着阐释这些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价值与功能，只不过是为了强调问题的一个有特点的方面而已，并不想说明问题的全部。我们从中看到，传统的现代转换即便在词汇的构成上也需要实行必要的“断裂”，才能较为充分地进入“现代性”并为其开辟广阔道路，但传统却又并非可以被恣意漠视和蔑视，其中仍然可以找到接引“现代性”的机能和实现转化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滋补性断裂”得以成功的前提。换言之，这一类断裂之所以仍具有“滋补性”，也是因为它在因应新的“现代性”时代需要、实现一定程度的传统“断裂”的同时，又保持了对部分重要构词传统“适度”尊重的缘故。即便就日本国内自身来说，保留汉字，进行大量的结构性构词创造，也未尝不是善用汉字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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