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张之洞当年代表政府所明确反对的词汇，除了“配当”一个以外，现在几乎都成为了现代汉语词汇中离不开的常用词，真是别具意味。但当时，作为饱学之士和文章大家，张之洞之辈对这些日本新名词有所抵触和排斥，在缺乏大量翻译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和思想概念的足够实践与痛苦经验的前提下，又实在是很自然的。诚如他所言，这些新词与中文传统的词汇涵义，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即“断裂”之处。应当说，从传统正确延续的某种角度来看，他的意见并非完全不值一顾。这里存在一个“张力之度”的把握和其他复杂的问题，需要站在更高的基点上来加以反思。后来，国粹派人士、南社成员，民国初年的康有为、宋教仁、彭文祖（著《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等人，也都提出过类似张之洞的意见。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些日本新创的汉字词也沿袭了部分传统涵义，即便在当时，人们对其一开始不很习惯，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其内涵。最为重要的还在于，它们的确都较好地传达了其现代抽象涵义。比如“影响”，在传统中文里它主要作贬义用法，“影响之言”指的是没有真凭实据的话，“毫无影响”指连一点影子和响动也没有。日本人发挥想像力，竟将“影响”用来译“influence”，既作名词，又作动词，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可它又的确译得不错；再比如以“观念”来译“Idea”，将“观”与“念”连接组合在一起，中国人一开始也觉得不太习惯。但那个“观”字带有一种反映外部物质的过程前提的内涵在内，现在反思起来，也实在还不赖，并且连张之洞也承认在当时其意仍“可解”。其他如“主义”、“积极”、“消极”，“绝对”、“主观”和“客观”等新构词，也都可以见及其中有不同程度的我所谓传统的“断裂式滋补”现象。

在这里，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过去不太为人们所重视，我觉得却很可能有深意存焉。那就是，日本人由于毕竟处于汉字文化传统的外缘区，受传统汉字构词法和意义的制约相对不如中国本土那么严重，因此在以汉字创译意译新抽象名词和学术术语时，反而放得开手脚，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或根据需要相对自由地赋予汉词新义。在这方面，严复失败的例子，或许可以从反面证明这一点。虽然他在造新词时十分严谨，“一名之立，旬月踯躅”，但其所翻译的名词要么太传统化，要么太机械化（如关键名词大量音译），后来反而大多都没能流传开来。也许，在需要实现汉字传统词汇巨大变革的时候，特别是在需要极大量地创造新的概念和科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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