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些新名词、新观念对于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形成和社会认同的影响；对于学术现代转型的作用；对于现代性新文学建设的价值，由于相对比较直观，或学界已有较多阐述，这里就毋需赘言了。

在清末民初，许多新名词、新概念之所以具有较强的“思想现代性”功能，除了其自身的结构特点和概念内涵之外，与它们的数量之大也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出现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新名词到底有多少？目前还缺乏确切统计，光是从日本传来被中国人认同的外来词，据高名凯等编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就有849个之多。实际的数量至少还要翻一倍。这还不包括从西方直接翻译的外来词。这些大量的新名词新概念，遍及*、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到民初时，更是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自然和社会科学术语体系的基础。通过这些词汇概念，许多中国人不仅了解了他们闻所未闻的现代物质文明成果，了解了相当的现代科学知识，而且认同了“民主”，“自由”、“民族”等现代价值。换言之，通过这些新名词、新概念的创造和传播，中国人已将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部分地真正转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翻译的现代性”——即通过翻译直接引入的“现代性”，这是不无道理的。

可以不夸张地说，由于清末民初大量创译的新名词新概念的出现，中国人已大体获致了直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思想平台”，从此以后，就语言层面而言，我们基本上已可以与西方的现代性文明进行直接对话了。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改革开放后，虽然也引进了大量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但中国知识分子却并没有经历像清末民初时中国知识人那种语言和名词的“断裂”性阵痛的原因。因为我们不仅有了一个基本的可以进行现代性思想的名词概念底盘，也因之有了一份基本的文化自信。殊不知在晚清大量日译新名词传到中国之前，不仅外国传教士有许多叫嚷中国的文字和词汇根本无法传达西方现代文明的学术成果，应该废灭，中国人如《新世纪》派的吴稚晖等人，也有类似主张。那时候，文化危机是包括这样一种内容在内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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