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新词汇和概念之外，像“科学”（ 戊戌时期梁启超还在“科举之学”意义上使用）、“宪法”（严复一开始也并不愿使用它，认为 “宪”与“法”两字同时使用“于辞为赘”），“意志”（will，起先中国人一般译成“志意”）、“宗教”(religion，中国人起初译为“教宗”，更早时译成“教”和“教门”，日本起初受在华传教士词典影响，也是如此)，“社会”（广义上的，中国人起初译成“群”）等等，也都体现出了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中国人一些具体构词习惯的自然特点，但它们在准确传达其现代意义方面，却又可以说都是相当成功的。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汉字新名词方面，日本人的许多成功创造并非都可以简单笼统地归结为其处于汉字“外缘文化区”、容易摆脱传统汉字构词的某些习惯和放得开手脚这一点。换言之，在其背后，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在共同发生着作用，如日本学界较早就开始自觉和大量地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著作，注意取中国先秦经典和佛教典籍中的词汇，加以反复推敲、总结、改造和转换，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也并非都可以全部归之为“断裂式滋补”一类。有些时侯，与其说是“断裂式滋补”，可能还不如说是“增长式滋补”，尽管其中也不无某种“断裂”成分。像日本人创译的“主动”、“被动”，“肯定”、“否定”，“乐观”、“悲观”，“时间”和“空间”等词，便是如此。此外，他们所创造或在中国原有构词法基础上加以发展的那些新的多音节构词法，也有这样的特点，同样很值得重视。我们前文曾提到的由“××性”、“××化”、“××点”、“ ××感”、“××观”、“××论”等结构构成的大量新名词、新概念，以及这种构词法本身虽并非全是来自日本[9]。但在扩大和推广这类发明过程中，日本人的贡献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确显示出了对于汉文传统非凡的理解力、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和令人敬佩的创造力。这些词缀化新名词新概念的诞生和使用，可谓极大地开发出汉字构词的潜能，为汉语适应时代的发展、提高传达新思想和新学术的表现能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开辟了无限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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