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保险”作为经济学和商业学等领域的重要新概念而具有明显的“现代性”，那么，“改良、改善、革新”等新名词的出现和流行，则因与现代“进化论”的价值观紧密相连，同样带有很强的“现代性”。从一方面看，它们突破部分传统的诞生本身，乃是“现代性”观念和价值来临和影响的结果，而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反过来通过自身的广泛传播，在不知不觉的日常生活和言谈中，逐渐实现了对其中所携带的部分“现代性”观念的“社会化”渗透。这就是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品格及其功能的典型体现。

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这种传统语言的“断裂式之滋补性”却并非为许多人所自觉。许多人只是效法日本糊里糊涂地使用，更多的人则是 “随大流”。也有一部分人一开始就很反感，甚至对其中的某些词明确表示反对的。张之洞便是一个典型代表。1903年底和1904年初，在其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他就公开反对 “滥用”日本新名词，明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其言曰：

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搀杂。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其实此等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袭。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傥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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