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嘉庆帝决定订立章程，对京城传教士严加管束。他谕道：“向来西洋堂事务俱派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而历任该管大臣等不能实心经理，其派委之司员亦不常川稽查，大率有名无实。即如近日德天赐等妄行刊书传教，煽惑旗民，此皆由历任该管大臣官员等平日不能认真查察，以致伊等敢于私通书信，往来交结。现在管理西洋堂事务之常福著无庸兼管，改派禄康、长麟、英和管理。其如何设立章程，严加管束之处，著禄康等悉心妥议具奏。”[27]
禄康等遵旨而行，制定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这个章程共10条，对传教士的活动作了种种限制。嘉庆帝批示：“依议。”[28]
为了彻底杜绝天主教的暗中流传，嘉庆帝不仅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而且于十六年（1811年）详立治罪专条，严加惩处。明确规定：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民众，确有实据，为首者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29]
在严定科条，大加惩治的同时，嘉庆帝还加强了教化的力度。他要求各省学政撰写禁教文论，“剀切化导，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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