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九年，李定国克服桂林，承制以腊丸书命钱谦益及前兵部主事严拭联络东南，于是，钱谦益便“日夜结党，运筹部勒”[16]。

  顺治十一年，郑成功、张名振北伐，钱谦益与柳如是又积极响应“尽囊以资之”。[17]起事失败后，钱并未灰心，仍先后与反清复明志士魏耕、归庄、鹤足道人等秘密策划，以接应郑成功再度北伐。还在长江口白茅港卜筑红豆庄，作为隐居之所，以便与各地联络，刺探海上消息[18]。

顺治十七年，郑成功、张煌言率水陆大军再度北伐，连克数镇，钱谦益欣喜若狂、慨然赋诗作(金陵秋兴八首)等，歌颂抗清之师，直斥清廷“沟填羯肉那堪脔”，“杀尽羯奴才敛手”[19]。当这次北伐再度失败后，他才心灰意冷，痛感“败局真成万古悲”，“忍看末运三辰足，苦恨孤臣一死迟”[20]。

钱谦益从事的反清复明活动，还远不止上述诸端。但仅此也足以说明，他于降清后确又改变了立场，从一个降清的“臣仆”又转到“明遗民”立场，并一直从事抗清复明的秘密活动，这绝不仅仅是“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21]。

钱谦益的“阿附阉党”与“投降仕清”，就个人的品节情操而言，确属“大节有亏”之污点，受到谴责和非议，确无可辩白。但远未达到“不足齿于人类”的地步，何况他降清不久，又真诚地投入反清复明的行列，已取得南明诸王及明遗民的谅解。一些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文人学士，诸如瞿式耜、归庄、吕留良、黄宗羲等仍一如既往，对他十分尊敬，他在学界文坛的宗主地位，也未因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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