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力图恢复经书原貌和圣人原意的的清代汉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反古，是曰乱常。至于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43]。以《易经》的研究为例，“自王弼《易》行，汉学遂绝。宋元儒者，类以意见揣测，去古寖远。中间言象数者又歧为图书之说，其书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圣之本旨。”[44]清代汉学兴起之后，以惠栋为首的汉学家“乃追考汉儒《易》学”，“采辑遗闻，钩稽考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径”[45]，为追索圣人本旨提供了便利条件。《总目》即在有关书籍的提要中，盛赞惠栋等学者“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46]。《总目》对汉学的尊崇，还突出地反映在书籍的别择去取上，即“谢彼虚谈，敦兹实学”，“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47]如关于《诗经》的著作，唐代以前古文《毛诗》一家独传，宋以后则异说纷起，大抵汉、宋两家相互攻驳，争论不已。《总目》认为，《诗经》研究所涉及的“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因而所采辑的著述，大都以“尊汉学者居多”[48]。又如有关群经解义之作，《总目》评论说：“先儒授受，大抵专治一经。其兼通诸经，各有论说者，郑康成以下旷代数人耳。宋以后著作渐夥，明以来撰述弥众。非后人学问远过前修，精研之则见难，涉猎之则见易。求实据则议论少，务空谈则卷轴富也。”[49]故“今所甄录，征实者多，不欲以浮谈无根启天下之捷径也”[50]。
但是，《总目》编纂者毕竟是处在文化成熟时期的一代知识精英，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汉宋之争的藩篱，而以一种比较雍容大度的平和心态来对待这一学术公案。《总目》清醒地看到，汉学和宋学之间的相互攻驳，除思想方法的差异之外，还缘于门户意气之争。所谓“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51]。如果不持门户之见，应当说，汉学、宋学是各有其长处的。《总目》明确指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因此，《总目》十分强调“消融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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